1979年，大批知青返城。老张带着老婆回上海待了2个月，又回到橄榄坝。“待在城里没工作、没工资，还不如回农场。”现在老张已有两个儿子，都在景洪工作。老张说，儿子们也尝试过回上海生活，可还是不适应。

         李有地

     “毛主席要我们扎根边疆，可惜还没给我们发毕业证。”56岁的上海知青李有地很喜欢和人说这句话。还有3年，他就退休了，“可以拿一个月800元的退休金，回上海养老。”在农场过了近40年，当时知青的生活仍历历在目，“喝的都是‘玻璃汤’，就是一眼见到碗底的盐水，上面漂着几片菜叶。每天走在热带雨林里，时不时有人被毒蛇咬伤；砍树开垦橡胶林，很多人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……”

过去了近40年，老李望着身边的妻子，觉得当年为了她和孩子留在农场是值得的。现在老李的女儿在上海有了工作，老两口盼着快点退休，可以回上海团聚。

        王根娣

      王根娣和老张、老李不一样，当年是上海知青的模范。来这之前，她已是学校红卫兵的领导，在誓师大会上，听到人们对这里的描述是，“头顶芭蕉，脚踩菠萝，摔一跤，手里一把花生”。可乘车颠簸了4天，来到橄榄坝农场，才发现这不过是海市蜃楼。住在茅草房的宿舍内，过着艰苦的日子，许多同学每晚哭声震天。她可没掉过眼泪，写回家的信总是跟父母说，这的环境如何好、水果如何多。

凭着干革命的热情，王根娣手握两把斧，身揣一瓶水，一个上午就能把4人环抱的大树砍倒。因为能干，她被组织调去当时作风散漫的四支队做支队书记。起初，队里很多男的不服气，王根娣就和3个男的比赛拉锯，半天下来，大家就服了这个能干的女娃子。

       和当时很多选择留下来的知青一样，王根娣也是为了爱情和孩子留下的。1977年，她和部队转业的丈夫结婚，1978年生了孩子。1979年知青回城，王根娣也跟大队回到了上海，可心里惦记着丈夫和孩子，最终咬了咬牙，返回挥洒了9年青春汗水的橄榄坝农场。

        马吉秀

      当年为了一个念头，“不当逃兵，重庆女知青马吉秀就在大规模的回城运动中留下来了。“把我妈妈气的差点撞车了。”马吉秀是很早的一批知青，在1965年，15岁的她初中一毕业，就来到了农场。组织上让她上了一些卫生医学方面的课程，便派她去一个卫生院当主管。和很多知青一样，她也在农场找到了爱情，和一个支边的工人结了婚，生了小孩。

      在农场，最让她难受的不是艰苦的生活，而是申请入党的艰难。早在1976年，她就写了入党申请，可由于一些人事纠葛，直到1991年才被批准入党。说起此事，她耿耿于怀。

      现在的马吉秀，有4个小孩，5个孙子，一家人住在2000年新盖的房子里。外人看来，熏日子过得挺不错。可马吉秀有她的苦衷，4个孩子里，除大女儿在农场割胶外，其余3个孩子都待业在家，加上读书的孙子，让这个在农场奋斗了四十多年老知青倍觉压力，很有些伤感。

        廖厚碧

      相比之下，同样来自重庆的女知青廖厚碧就幸福多了。她也是1965年随大批重庆知青来到这个”鸟不生蛋”的地方的，也是当卫生员，也发生了爱情故事，和一个湖南支边的工人结了婚，也由于和马吉秀同样的原因，成为留守知青。

      现在60岁的廖厚碧已经退休。两个小孩中，大儿子自己买了辆小面包车，做运输生意，女儿则当了割胶工。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千多元，在橄榄坝这个小镇足够生活了。廖厚碧喜欢在饭后，带着小孙女到房子后面的橡胶林走走，重温残留在脑海里的青春记忆。

        橡胶园的故事

      西双版纳的夜里从来不缺乏声音。凌晨3点，草丛里的蟋蟀还在叫着，位于勐罕镇的国营橄榄坝农场的割胶工们，就已经穿着完毕，戴着头灯，拿着割胶刀，踩着露水，到附近的橡胶林里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此时的橡胶林，很多蚊子和蚂蟥，所以出发前，他们要在鞋子上喷些杀虫剂，防止蚂蟥爬上腿。